说他是原教旨教派，并不是冤枉他，实际上这就是新教的基本教义。
公教教会承认的典籍有三部分，除了圣经，还有圣传，也就是从使徒时代开始，教会的历代神学家们所著的对于教义的阐释——用中原一点的话说，就是类似《春秋三传》的注经成果。在此之外，历代教宗的权威命令则是第三部分。
在公教的理论中，这三者是并列的，都有神圣性。但新教提出了“唯独圣经”的原则，不承认历代神父们的注经成果，也不承认教会的教令，只认经书本身。这就是所谓原教旨的理念了。
这种思路的最大问题，是表面上只认原始版本的经书，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，一个宗教想要正常运转，只靠这点内容是肯定不够的。圣经本身，内容十分稀少，肯定需要进行衍生扩展。
而且，很多地方的原始教义有各种问题，必须不断打补丁，以使得理论能够自洽。因为这些问题，甚至多次导致教会分裂。为了追求原教旨，把多少代神学家皓首穷经，不断研究、争论，乃至用暴力和战争手段得到的答案与资料，全都抛弃掉了，后果可想而知。
所以，就算否定了注经作品的神圣性，也没法否定注经这种行为，实际的结果，还是得重新进行解经和注经。
而没有了统一的权威和固定的严格流程，结果是，不但大家还在继续按自己的理解注经，而且没有了约束之后，各种七八糟的瞎寻思都出来了。说是追求原初的教义，实则一片群魔乱舞，谁也管不住谁了。
在观摩教会运转的过程中，郭康就能发现，很多时候，表面上的现象和实际效果，是完全相反的。
公教教会有严密的组织，对于释经有着严格的审查过程，确保没有问题才会正式公布。看起来，这应该是非常保守的宗教团体。但实际上，教会非常重视“与时俱进”，经常利用自己手里的释经权，进行不断的调整，以保证自己能跟得上时代。
而不承认圣经之外，所有的已有典籍，表面上是反权威的改革措施，但实际上反而是一种倒退。
所以，在改革时，一定要慎重。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一定成功，也不是说只要改革都是好事。盲目地攻击权威，带来的也不见得是好结果。这个经验，可能不止适用于宗教领域了。
新教的出现，估计是欧洲历史的必然。随着时代进入近代，公教地区“礼崩乐坏”，出现这种思潮是自然而然的。现在，实际上已经有这种趋势了。
而且，这种思潮在全世界都广为流传。可能是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接触了这一理论的天方教世界，也在大概二百多年之后，兴起了原教旨主义潮流。
天方教的宗教团体更加松散，没有一个能主导释经权、对各种理论进行筛选的核心。各种派别极其众多，有些教义，比紫帐汗国的都“离经叛道”：作为拜上帝教的一部分，紫帐汗国只是不承认摩西，而他们是连天方教的“封印先知”都不认。
像小亚的显学之一阿列维派，就主要膜拜阿里。还有些教派干脆认为自己的教主才是封印先知，觉得其他如穆圣之类，都是为王前驱的，不作数。而且，这种教派还不少，从印度到叙利亚，到处都有。
这种松散的情况，可能也使得他们容易受到原教旨化的冲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原教旨的拜上帝教和原教旨的天方教，谁给世界造成的破坏更大，也真不好说……
但是，必然出现，不代表就一定要接受。相反，郭康可以肯定，紫帐汗国必然不可能接受，这种必然的潮流。
因为紫帐汗国的罗马教会，自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新教”。
罗马教会现在用的典籍，称为《天父真经》，包括是《道德真经》、《尚书古经》和《天兄救世经》三部分。
其中，《道德真经》是当初张大牧首，参考道教典籍和正教经义，写出来的。《尚书古经》则是仿照儒家的《尚书》格式，把一部分他们认为可以留用的《旧约》故事加以改编，再加入从古代埃及到古罗马时代各种资料篇章，甚至包括一些中原故事，组合而成的文献集。而《天兄救世经》则是摘取圣经《新约》，又补上了大量道教理论，编纂出来的，里头连《太平经》提出的概念都能找到……
这使得郭康当年一度怀疑，罗马教会是张大牧首等人，因为在中原饱受打击，为了彻底过把瘾，才捣鼓出来的。
而后来，了解的多了，他就不怀疑了——因为他查阅资料，发现当年张大牧首曾经提出设想，认为五大牧首区的分配过于不合理，因此希望把罗马故地重新分为36个牧首区，建立一套更有效的制度来保证教会的高效运转。
早在紫帐汗国还在保加利亚跟土贵族打仗的时候，这个设想就已经被他提出来了。等后来汗廷控制了大都，他就真的开始试图推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