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，北京，子夜时分。
我的父亲错过了我27岁的生日。
因为一场精细的颅内手术，我理应不去怪他，于是我耐心地给他打去三通电话。
前两遍都是冰冷的忙音: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thesubscriberyoudialedotbeectedforthemoment，pleaserediater。”
第三次，等待的嘟声持续有半分钟，我目中一汪死潭，却能平静去看悬挂在墙壁上的淋浴花洒中滴落的水。
半个世纪久，父亲终于接起电话:“怎么了?”
语调永远是不急不慢，平缓如静水。
我半阖着眼皮，吃完半瓶安眠药，思维已经变得迟钝，好几秒才说:“没怎么。”
其实有的，我就快要死了。
我挺懦弱，到死之前还在害怕疼，于是先服了安眠药再割腕。我以为这样痛苦就能减轻，可是我错了。
身体的本能促使我自救，我却做了个蠢事，选择在第一时间将求生电话打给我父亲。
我一向依赖他，比任何病人都要依赖他。
可是这次我选错了。
“等我回来。”他在开车，细微的风声随听筒传过来。
我静看浴缸中央里的水氤氲成殷红，蔓延到边缘成淡色团花。又好几秒，回答他:“好。”
“挂掉吧。”或许不易听清我低微的声音，父亲那边的风声戛然而止。
泡在冷水里的手腕开始痉挛抽搐，我看见断裂的手筋漂浮在水面，溃散成纤弱苍白的野苇根。
“这次你挂吧，我不方便。”
“嗯。”父亲行事向来不会拖泥带水。
痛楚直击颅顶，我无法在强烈的安眠药效中死亡。
即使是自杀，我终究还是没能给自己一个痛快，要看着鲜血流干，五脏俱焚。
死前的最后一秒变成漫长的走马灯，又快如午夜梦回，游乐园里无人售票独自旋转的黄灯木马。
我父亲姓柏，今年37岁，是首都某三甲医院的脑外科医生。